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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一凡身边人的变化（第2页）

对药物治病取效的客观评价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此处首先告诫人们，有病必须早治；其次强调了疾病的痊愈与否，不能完全依赖药物的作用，主要是机体的防御机能和在药物干预下机体驱邪愈病的内在能力。

强调辨证施药

《神农本草经?序录》提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疡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此语不但突出了辨证施治用药的主旨，还提示在辨证施治用药的前提下，务必要辨别疾病的性质（寒、热）用药，辨别病因而审因论治（如“饮食不消”、“风湿”），辨别病情轻重并根据病情轻重而施以用药（如“鬼疰蛊毒”均为重危病症），还要辨别躯体病（如“痈肿疮疡”、“风湿症”）与内脏病（如“鬼疰蛊毒”）的差异而用药。前者用“疮药”、“风湿药”，后者用“毒药”。若通览书中365味药物的功效和主治，还可以发现，书中根据内科疾病、妇科疾病、外科疾病、五官科疾病、皮肤病等等不同病种而施以不同药物予以治疗，这些内容都充分体现了辨证施治的用药思想。

重视服药时间与疗效的关系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这说明本书作者在认真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服药时间与药物疗效之间的密切关系。

践行“药有阴阳”理论的价值

《内经》首先提出了“药有阴阳”理论，《本经》对这一理论予以践行。所谓“药有阴阳”，其含义甚广。若仅从植物药与矿物药分阴阳，矿物药质地沉重而主降，属性为阴，植物药质地轻清而属阳。若就植物药而言，凡药用其花、其叶、其枝者多属阳，若用其根、其干者多为阴。如若对药物深层的内涵以阴阳分，则“阳为气，阴为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具体内容可详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本经?序例》所谓“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其本义是指人们可以品尝到的药物真实滋味以及其对人体气血阴阳的作用。药物真实滋味不止五种，由于受事物五行属性归类理论的影响，于是自古至今，将药物之滋味统统纳之于五味之中，并将涩味附之于酸，淡味附之于甘，以合药物五味的五行属性归类。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本经》所言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四气，即四性，是药物或食物的寒热温凉四种性质，与人们味觉可感知的五味相对而言，四气属阳， 五味属阴，也就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为气，阴为味”之意。事物之阴阳属性是可分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故药物寒热温凉之性还可再分阴阳。温性、热性为阳，凉性、寒性属阴。热甚于温，寒甚于凉，其中只是程度的差异。温热药有微温、温、热、大热的不同量级；寒凉药有凉、微寒、寒、大寒的不同量级，如果在性质上没有寒热温凉明显的性质差异，于是就用“平”标定其性质。

认为药“有毒无毒，斟酌其宜”

《本经?序录》中“有毒无毒，斟酌其宜”指的是在临证用药时，务必要熟悉哪些药物有毒，哪些药物无毒。有毒之药，其毒性之大小及程度何如等等，然后再根据临证实际情况，斟酌用药。

认为药有“七情和合”

《本经?序录》认为：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这就是药物配伍理论中“七情和合”的源头，指药物配伍中的特殊关系。

当然，以现在的科技和医学条件，印证了专着所在的缺陷。

《本经》虽经后人归类为医学传统经典，但严格站在医学角度来说，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本经》还是存在一些缺陷的。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药物总数的确定拘泥于术数，书中收载的药物仅365种，在汉代以前，人们认识的药物已远不止此数。据资料统计，《山海经》有药物124种，《诗经》中提到可入药的动植物100余种，《五十二病方》运用药物247种。《本经》载药拘泥于365之数，许多汉代常用药物，如《急就篇》中提到的艾、乌喙，《金匮要略》和《伤寒论》方中经常使用的白前、香豉、白酒、苦酒等，《本经》均未收入。以致遗落了许多汉代常用药物。

2部分药物学理论受儒家思想影响，而脱离临床实践，如《本经》“上药为君”的配伍原则和机械地规定方剂中君臣比例等。“上药为君”是汉代儒家尊君思想的折射，是《本经》作者将儒家君臣体系在方药配伍中的理想化。上药应天，在方剂中的地位只能居于最贵，故为君，同样的道理，中药应人为贱，下药应地更贱，故只能居于臣属佐使的地位。《本经》还规定了方剂中的君臣比例，强调方中君药的唯一性，臣多于君，佐多于臣，使多于佐，“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这正是儒家政典模式的缩影。这种理想化的君臣格局，对临床用药指导意义不大。